永不挪位的界碑（一）

發(fā)布時間：2024-01-09 09:01:20 作者：包頭熱力

第一次聽到“十三連”這個稱呼，是從一位曾任新疆生產(chǎn)建設(shè)兵團司令員的領(lǐng)導口中，他說：“新疆生產(chǎn)建設(shè)兵團每個團場都有個‘十三連’。按照建制，每個團只有十二個連，那么為什么又會有個‘十三連’呢？”頓了頓，他語氣凝重地解釋：“這是兵團將士完成使命，最后，埋忠骨的地方！”

我被深深震撼了！此后，去團場采訪，有機會我都會去“十三連”看看。

▲1949年，行進在戈壁沙漠的二軍部隊。（圖片來源：胡楊網(wǎng)）

有人曾作過這樣的比喻，在新疆數(shù)千公里的邊境線上，地上有一個兵團，地下也有一個兵團。國防用兵，少則不足以守，多則靡費公帑難以負擔。所以，把一部分常備軍轉(zhuǎn)為生產(chǎn)軍，然后再用生產(chǎn)軍代替一部分邊防軍，把節(jié)約下的軍費和屯墾創(chuàng)造的財富再用于建設(shè)，實乃高明之舉。屯墾戍邊，古已有之。中央政府在新疆的屯墾戍邊最早見于漢武帝元封六年（公元前105年）的赤谷屯田。所謂“孝武以屯田定西域”。而“以兵屯田”作為一種學理性主張的提出，我個人認為，應該發(fā)軔于趙充國。上大學時，選學過秦漢史專家張大可先生教授的“歷史文選”課。張老師讓我們精讀《漢書·趙充國傳》。他用好幾個課時給我們分析過“以兵屯田”的時代背景及歷史意義：漢武帝憑強盛國力，對匈奴連續(xù)征戰(zhàn)四十六年，擁有“控弦之士”四十萬的匈奴，已瑟縮遁入漠北。一時間，天下賓服，四海向化。然而，到其曾孫漢宣帝時，長期升平的漢帝國，又再次面臨挑戰(zhàn)。

▲漢代西域圖。

漢宣帝元康三年（公元前63年），先零首領(lǐng)突然與周邊各羌人部落解除舊怨，并勾結(jié)匈奴，意欲犯邊。消息傳回長安，朝廷嘩然。漢宣帝更是憂心忡忡。此時，常年征戰(zhàn)西域的趙充國已經(jīng)74歲了。漢宣帝雖有心讓他出戰(zhàn)，但慮及他的年齡，便讓御史大夫試著問他：“誰可將者？”趙充國對曰：“無逾于老臣者矣?！鼻?，這位老臣的回答多么率直：“還有比我更合適的人選嗎? ”史書下面的記載就更有意思了——“上笑曰：‘諾?！庇腥烁姨糁負握l都會“諾”。趙充國不負眾望，采用各個擊破的方略瓦解了先零、羌、匈奴各個部落的結(jié)盟。為西域長治久安計，他上書漢宣帝“以兵屯田”。漢宣帝最初不同意，他讓趙充國寫出更有說服力的理由來。趙充國前后上了三篇奏疏，提出“因田致谷”“居民得并作田不失農(nóng)業(yè)”“將士坐得必勝之道”“大費既省，徭役預息”等“十二便”。道理講得深刻、明白，終于，贏得了漢宣帝的首肯。于是，西域開始大規(guī)?！耙员吞铩薄Ｗ詽h以降，兩千多年來，無論是國家統(tǒng)一時期，還是割據(jù)動亂年代，歷史上每一個王朝都把西域視為故土，保持著對新疆地區(qū)的統(tǒng)屬關(guān)系，屯墾一直沒有停止過。可以說，新疆屯墾戍邊史，就是各民族的團結(jié)史，就是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史，就是各民族并肩攜手建設(shè)邊疆、鞏固邊疆的見證史！

1949年春天，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競渡，國民黨政府大勢已去，失敗已成定局。
起初，中央軍委決定“明春開始經(jīng)營新疆”。究竟用何種方式解放新疆？其實，毛澤東同志早就在謀劃一盤大棋。此時，我軍已具備足夠的軍事力量，僅一野就有近40萬大軍，而盤踞新疆的各種兵匪加起來不過10萬。但毛澤東有更深層次的考慮：若戰(zhàn)端一開，新疆400萬人民必將長期陷入戰(zhàn)火之中。為免生靈涂炭，他提出了爭取“和平解放，軍事為輔”的方針。

4月下旬，國共和談破裂后，國民黨政府首席代表、西北軍政長官公署軍政長官張治中留在北平。4月28日，毛澤東致電彭德懷：“用和平方法解決西北問題。看樣子，此種可能性是存在的。張治中等人現(xiàn)在決定留平，并向我方靠攏。用和平方式解決西北問題這件事，我們或須考慮通過張治中的幫助去做?！?/p>

中央制定的基本方針是：我黨和維吾爾族緊密合作，在此基礎(chǔ)上迫使國民黨就范，并使張治中、陶峙岳、劉孟純等為我服務，使新疆能夠和平地少破壞地接收過來并有秩序地改編國民黨軍隊。

▲陶峙岳。（圖片來源：新疆日報微信公眾號）

1949年7月初，劉少奇率中國共產(chǎn)黨代表團秘密訪蘇，與斯大林商討建國有關(guān)事宜。這時，蘇方向我們提供了一個重要情報：美國人正在策動一個陰謀，鼓動西北五馬軍閥（指馬鴻逵、馬鴻賓、馬步芳、馬步青、馬呈祥）把部隊撤退到新疆，成立一個“伊斯蘭國”，與我們對抗。美國人的陰謀一旦得逞，我們國內(nèi)戰(zhàn)爭的問題，就將演變成國際爭端。情況緊急！新疆解放刻不容緩！鄧力群在《初到新疆的歷程》一書中回憶了這段歷程：有一天，王稼祥忽然找我談話。他說，按照黨中央原來的計劃，代表團的幾個秘書在訪問完成之后就留下來籌辦中國駐蘇聯(lián)使館，現(xiàn)在有一個緊急任務，需要派人去新疆，同伊犁、塔城、阿勒泰（以下簡稱新疆三區(qū)）的革命政府和民族軍取得聯(lián)系，從國內(nèi)派人來不及了，中央和代表團決定派你帶一部電臺、三個報務員到伊犁，組建“力群電臺”開展工作。

▲鄧力群。

此時的新疆，三方勢力正在激烈角力：第一方以新疆警備司令陶峙岳、新疆主席包爾漢為代表；第二方以國民黨駐新部隊馬呈祥、葉成、羅恕人為代表；第三方以“三區(qū)革命派”阿合買提江等人為代表。中央分析認為：“三區(qū)革命派”是蘇聯(lián)扶持起來的，在解放新疆問題上，是我們的盟友。前兩方勢力，盡管名義上隸屬蔣介石集團，但在人民解放軍摧枯拉朽向全國勝利進軍的形勢下，不可能不動搖，不可能不分化。陶峙岳和包爾漢，一向較為開明，此時肯定已經(jīng)看清大勢，只要我們因勢利導，一定會走到人民的這邊。而對于國民黨頑固派，必須做好充分斗爭的準備！國民黨駐新部隊，分屬兩個體系：一是馬家軍體系的整編騎兵第一師。這支部隊由馬家軍主力騎五軍改編而成，是一支以回族、撒拉族為骨干的軍隊。此前一直由馬步芳的哥哥馬步青所掌控，后由馬步青的女婿馬呈祥任師長。馬呈祥，作為馬家軍的主要打手，曾圍剿過工農(nóng)紅軍西路軍。1937年1月，青馬匪幫血洗高臺縣城時，他是騎五軍手槍團團長。我軍最驍勇的戰(zhàn)將之一董振堂，就是在此役殉國。

▲董振堂。（圖片來源：黑龍江日報）

董振堂曾任中國工農(nóng)紅軍第5軍團軍團長。長征途中，紅5軍團擔任最艱苦的后衛(wèi)任務。湘江戰(zhàn)役是關(guān)系中央紅軍生死存亡的一戰(zhàn)，也是紅軍長征中最慘烈的一仗。董振堂帶領(lǐng)紅5軍團頑強阻擊數(shù)倍于己的敵人，兩個師1萬余人減員到不足5000人，保證了主力安全過江。董振堂在高臺犧牲后，殘忍的馬匪將他的頭顱割下，懸掛在城門上示眾。二是隸屬胡宗南體系的整編第四十二師、第七十八師。其軍事主官葉成、羅恕人，均是死硬的反共派。葉成，黃埔軍校第三期畢業(yè)，曾任蔣介石侍從室副官。也是黃埔軍校畢業(yè)的羅恕人，早在1927年的“馬日事變”時，就幫助許克祥詳細設(shè)計了“馬日事變”的具體行動步驟，致使湖南省總工會、省農(nóng)會及其他革命組織百余位黨員遇害。要讓三個頑固派就范，單靠談恐怕不行。必須疆內(nèi)、疆外戰(zhàn)場密切配合。于是，黨中央制定了“鉗馬打胡，先胡后馬，兩翼佯動，左右包抄”的戰(zhàn)略。第一野戰(zhàn)軍于7月10日至14日進行了著名的“扶眉岐戰(zhàn)役”。集中3個兵團殲滅位于扶風、眉縣地區(qū)的胡宗南及馬步芳兩集團各一部，迫使胡宗南集團退往漢中，完全割裂了胡宗南與“二馬”之間的聯(lián)系。

▲扶眉戰(zhàn)役紀念館。（圖片來源：新華社記者 劉瀟 攝）

此后，我軍揮戈西進，對蘭州形成包圍之勢。為給馬步芳等人打氣， 8月14日，國民政府行政院長閻錫山在廣州緊急召見馬步芳、馬鴻逵、胡宗南，舉行西北聯(lián)防會議，除任命馬步芳為西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，還任命馬鴻逵為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兼甘肅省政府主席、馬步芳的兒子馬繼援為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。8月23日，中共中央致電彭德懷、張宗遜并賀龍、習仲勛：馬步芳既決心守蘭州，有利于我軍殲滅該敵。為殲滅該敵起見，似須集中三個兵團全力于攻蘭戰(zhàn)役。王震兵團從上游渡河后，似宜迂回于蘭州后方，即切斷蘭州通青海及通新疆的路并參加攻擊，而主要是切斷通新疆的路，務不使馬步芳退至新疆，為害無窮……8月25日拂曉，第一野戰(zhàn)軍發(fā)起總攻。經(jīng)過一整天激戰(zhàn)，各主要陣地均被我軍占領(lǐng)。蘭州戰(zhàn)役是西北解放戰(zhàn)爭中規(guī)模最大、戰(zhàn)斗最激烈的城市攻堅戰(zhàn)。經(jīng)此戰(zhàn)役，青馬集團精銳盡失。

▲蘭州戰(zhàn)役。

在發(fā)動蘭州戰(zhàn)役的同時，我黨的統(tǒng)戰(zhàn)工作也在有條不紊進行。盛世才統(tǒng)治新疆時期，橫征暴斂，引起廣大農(nóng)牧民不滿，從而爆發(fā)了“三區(qū)革命”。“三區(qū)革命”武裝部隊稱為新疆民族軍。民族軍在蘇聯(lián)的支持下，發(fā)展迅速，曾成建制地殲滅了大批中央軍主力，一度進抵瑪納斯河西岸，與省會迪化近在咫尺。蔣介石急派張治中前往迪化斡旋。張治中與民族軍代表多次磋商后，于1946年7月1日，成立了一個新的新疆省政府，張治中以西北行轅主任身份兼新疆省主席，包爾漢、阿合買提江擔任新疆省政府副主席。“三區(qū)革命”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在新疆的統(tǒng)治，牽制了國民黨反動派在新疆的軍事力量，配合了西北戰(zhàn)場人民解放戰(zhàn)爭的勝利。1949年8月8日，毛澤東同志致電“三區(qū)革命”，邀請派人赴北平參加全國人民政治協(xié)商會議。毛澤東同志還通過張治中，來做陶峙岳、包爾漢的工作。

▲毛澤東與張治中。（《國家記憶》紀錄片）

張治中是位著名的愛國人士。盡管在國民黨中居于高位，但他始終堅持國共兩黨和平共處。1946年4月至1949年5月，他出任國民政府西北行轅主任兼新疆主席期間，采取了一系列緩和民族矛盾的措施，穩(wěn)定了新疆局面，在新疆軍民中享有威信。1949年4月，他任國民黨政府和平談判代表團首席代表，到北平同我黨談判，雙方議定了《國內(nèi)和平協(xié)定》。此協(xié)定遭國民黨政府拒絕后，他接受了周恩來的懇勸，留在北平。毛澤東同志親自拜托張治中，希望他為新疆解放出力。鄧力群寫的《從和平解放到離開新疆》一文中，有這樣的記載：9月8日，毛主席曾將張治中請到中南海，告訴他人民解放軍已經(jīng)決定由蘭州和青海分兩路向新疆進軍，希望他致電新疆，敦促新疆軍政當局走和平解放的道路。毛主席對張治中說，你是前西北軍政長官，新疆軍政當局都是你的部下，只要你去電，新疆方面是會照辦的。張治中表示，自己早有想法，只是5月以后音訊斷絕，不知道怎樣和新疆方面取得聯(lián)系。毛主席告訴張治中，我們已經(jīng)派鄧力群先期到達伊寧，并建立了電臺聯(lián)系，你的電報可以發(fā)到伊寧，由鄧力群轉(zhuǎn)送迪化。

▲包爾漢。（圖片來源：新疆日報微信公眾號）

張治中深感使命重大，他給陶峙岳、包爾漢修書一封：

治于六月二十六日發(fā)表聲明。由北平新華社播出，諒已接悉。今全局演進至此，大勢已定。且蘭州解放，新省孤懸，兄等為革命大義，為新省和平計，亦即為全省人民及全體官兵利害計，亟應及時表明態(tài)度，正式宣布與廣州政府斷絕關(guān)系，歸向人民民主陣營。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，接受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之領(lǐng)導。治中深知毛主席對新省各族人民、全體官兵、軍政干部，常表關(guān)切，必有妥善與滿意之處理。（《張治中回憶錄》，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581頁）9月12日，中央將張治中的電文電告鄧力群，并要其設(shè)法轉(zhuǎn)交陶峙岳。9月15日，鄧力群由伊寧秘密飛抵迪化，與陶峙岳、包爾漢直接會晤，轉(zhuǎn)達了張治中的電報。9月17日，陶峙岳、包爾漢復電張治中，表示：愿在保障國家領(lǐng)土、維護全省和平、避免軍隊無謂犧牲之三原則下，選擇時機，和平轉(zhuǎn)變。并說:此項主張，業(yè)已獲得全疆人士及全軍將士之擁護。一俟馬呈祥、葉成、羅恕人等反動分子離開后，即由陶峙岳領(lǐng)導，宣布與廣州政府脫離關(guān)系，依照國內(nèi)和平協(xié)定，接受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之領(lǐng)導。并將和平解決新疆問題書面意見，交鄧力群轉(zhuǎn)呈毛主席。（《張治中回憶錄》，第584頁）

▲解放軍裝甲部隊。

此時新疆內(nèi)部，愛國派和反動派的激烈較量，也進入白熱化階段。
隨著東部戰(zhàn)線吃緊，南京國民黨政府多次電令陶峙岳，除留1個旅維持新疆地方秩序外，其余部隊悉數(shù)東調(diào)。陶峙岳拖著不動，復電：如東調(diào)則全疆空虛，全局瓦解。并舉出東調(diào)之困難重重，如車輛、補給、薪餉等。要求先發(fā)800萬銀元，作為薪餉和開拔費。按照陶峙岳的判斷：這是廣州方面無法辦到的。這個辦法，果然達到了贏得時間的目的。與此同時，陶峙岳秘密做新疆警備副總司令兼南疆警備司令趙錫光的工作。趙錫光因為不是黃埔嫡系，在胡宗南這一派系下面處境孤立。而趙與陶私交甚篤。8月中旬，陶峙岳以檢查部隊后勤工作為名，約趙會晤于焉耆。趙錫光完全贊成起義部署。兩個人密談了數(shù)小時，約定，南疆由趙錫光負責，北疆由陶峙岳負責。如何解決頑固派馬呈祥、葉成、羅恕人？陶峙岳在他的《新疆“九·二五”起義紀實》一文里，有詳盡描繪 ：要讓這些人在政治上作180度的轉(zhuǎn)彎，自是不可能的?！耙瓦@些人進行談判，在技術(shù)上，不能開門見山，單刀直入，又不能繞太大的彎子，言不對題?！?“既要有份量，能觸動到他們的神經(jīng)深處，又要十分婉轉(zhuǎn)，不能稍帶刺激，避免決裂?！睘榱苏f服這些反動派，陶峙岳可謂費盡了心思：分析利害，推測前途。日日談，夜夜談，從早至晚，通宵達旦……盡管如此，三人仍不表態(tài)。此時，蘭州、西寧相繼解放，陶峙岳干脆打開天窗說亮話：各人有各人對問題的看法，我不應干涉各人的自由，但必須洞察利害，深明得失，感情用事，只憑沖動不憑理智去應付任何事態(tài)尤其是軍事變局都是十分危險的。拿目前新疆局勢來說，如果我們不能考慮周詳，不顧一切，鋌而走險，走戰(zhàn)爭的道路，那么，后勤上既無準備，戰(zhàn)斗上又不能穩(wěn)操勝算。我們的部隊雖號稱十萬，但只能應用到點上，彼此不能支援，而現(xiàn)在蘭州、西寧，相繼不守，外援斷絕，退路不通，一幅嚴酷的畫圖，已經(jīng)擺在我們的眼前，如果我們一定要放棄和平，點燃戰(zhàn)火，則十萬官兵，盲目犧牲，人民流離失所，地方秩序大亂，還要引起民族仇殺，這些都是可以預料到的。如果我們到了既不能戰(zhàn)，又不能和的地步，進退兩難，徒然自走絕路，人民不會原諒我們，歷史更不會饒恕我們，那又何苦乃爾?至于我個人的生死榮辱，早已置之度外，何去何從，請大家選擇吧!（見陶峙岳《新疆“九·二五”起義紀實》）這番肺腑之言，似乎觸到了他們的痛處，三人默然不語。陶峙岳暫時松了一口氣。誰知9月20日深夜，風云突變。當晚陶峙岳已就寢，有人急報：羅恕人、馬呈祥等人準備動手把主張起義的劉孟純、陶晉初、屈武（迪化市長）拘捕起來，部隊已開始集結(jié)……陶大吃一驚，但很快冷靜下來。他立即找來頑固分子，當面交鋒。有關(guān)內(nèi)容，在《新疆“九·二五”起義紀實》一文中描繪得很傳神：“你們要捕人，捕了之后，第二步怎么辦?新疆的情況你們是知道的，如果一聲槍響，能保地方不致糜爛嗎?這樣，于你們有什么便宜?”羅、馬相顧無言，只見羅恕人淌下淚來，久之斷續(xù)而言：“我們有痛苦，你似無動于衷，講道理，又每為你所折……”聽羅之言，可以想見他們的痛苦所在，無非是基于個人的打算，即因勢而利導之。我說：“大家知道，一個人只憑感情用事，而忘卻了利害與是非，那是太危險了。這個道理，我已與大家多次談到，不用多談了。如果你們還承認我是總司令的話，就應讓我以冷靜的頭腦為大家考慮問題，求得問題的妥善解決，何用遇到困難而只是長吁短嘆，甚至相對涕泣呢?目前整個局勢，你們知道得很清楚，應不再設(shè)想部隊內(nèi)調(diào)那樣無濟于事的問題了。你們帶部隊走也好，個人離開部隊也好，大家仔細考慮一下。我要把一顆赤裸裸的心擺在你們的面前，我個人決不離開新疆，我要與全省老百姓和全軍將士及其家屬共生存，我有這樣的責任，盡到責任，雖死不辭?！彼麄冊跓o言中表示默認，一場風波，總算平安度過。不過，馬呈祥、葉成、羅恕人仍在觀望……為了給新疆守軍以更大震懾，繼攻克蘭州、西寧后，9月10日，許光達的第二兵團發(fā)起了河西戰(zhàn)役，沿蘭新公路向西北追擊殘敵。同時，中央電令王震第一兵團收攏部隊，由青海取捷徑進入河西，配合第二兵團行動。

祁連山平均海拔超過4000米，山區(qū)終年積雪。后勤部門無法在短時間內(nèi)籌集足夠數(shù)量的御寒物品。此時，將士們還都穿著單衣。

▲翻越祁連山。（《國家記憶》紀錄片）

兵貴神速！先鋒團十四團攜帶了生姜面、辣子面、燒酒等御寒食物，從青海門源出發(fā)向祁連山開拔。越往山區(qū)挺進，氣溫越低，就在這時，又下起了蒙蒙細雨。很快，將士的衣服全部結(jié)冰，如同套了一層“冰盔甲”。燒酒、辣子面、生姜面已抵擋不住刺骨的嚴寒。不斷有戰(zhàn)士倒下……經(jīng)過三天的急行軍，十四團終于翻越祁連山。這次長途奔襲，有154名戰(zhàn)士永遠長眠在了祁連山麓。翻越祁連山后，王震兵團直插張掖。9月20日，第一、二兵團在張掖會師，并繼續(xù)向酒泉挺進，直叩新疆大門。

▲一野一兵團司令員王震在酒泉部署進軍新疆。（圖片來源：新疆日報微信公眾號）

甘青相繼解放，馬家軍盤踞數(shù)十年之巢穴，全部被摧毀。馬呈祥得到消息，他的家屬已由青海逃到香港；并獲悉馬步芳逃往香港時，還帶走騎一師應得軍餉銀元五萬元……此前心心念念想打回老家的馬呈祥，此時已美夢全滅。葉、羅也成驚弓之鳥。陶峙岳趁熱打鐵：“諸位想留下來的，我拱手歡迎，想出走的，我也熱情歡送?！瘪R、葉、羅知道再折騰下去，恐怕只有死路一條。遂紛紛表示：愿意交出部隊，辦清手續(xù)，許其循南疆去印度。此時，又發(fā)生了一個小插曲，蘇聯(lián)駐伊寧總領(lǐng)事阿里斯托夫?qū)μ罩旁婪篷R呈祥等人出走一事提出異議，要求中共中央命令陶峙岳扣押馬呈祥等反動分子。是放還是扣？9月19日，毛澤東致電鄧力群：“馬呈祥、羅恕人、葉成及其他壞分子，只要有可能，應讓他們乘飛機逃走，愈逃得多愈有利。”王震也電告新疆，如果馬呈祥等人從南疆出境有困難，可以讓他們東來，經(jīng)解放區(qū)出去。對于放走馬、葉、羅三人，事后多年，有人提出指責，謂不應讓他們逃走，認為是放虎歸山。陶峙岳在他的回憶文章中，曾客觀地予以解釋：姑不論我們當時的處境是如何艱危，但不響一槍，避免了數(shù)百萬人民生命財產(chǎn)的大災難，避免了雙方軍隊的流血犧牲，避免了各民族之間的紛爭乃至屠殺、分裂，這樣做，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。何況，當時部隊情況十分復雜，問題甚多，僅以軍餉問題來說，就可以釀成變亂。因為當時法幣已到了一文不值的地步，而到六月份止，軍餉已分文未發(fā)，如果有人乘機煽惑，變亂是可以隨時隨地發(fā)生的，而羅恕人早已揚言要火燒迪化，屠殺全市人民，據(jù)報已作好準備，隨時可以動手，這兩股逆流如果匯合起來，后果真是不堪設(shè)想的……于是，陶峙岳將葉、馬、羅及省政府副主席伊敏等二十多人，經(jīng)南疆送往國外。至此，新疆和平解放的條件已經(jīng)成熟。9月25日上午，由陶峙岳領(lǐng)銜，各師、旅長聯(lián)名向毛澤東、朱德、彭德懷和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通電起義。26日，包爾漢也率新疆省政府通電起義。9月27日，陶峙岳、包爾漢又聯(lián)合署名向全疆發(fā)布了《新疆省警備總司令部、新疆省臨時人民政府布告》。新疆宣告和平解放。9月28日，毛澤東、朱德復電陶峙岳、包爾漢，高度贊揚他們真誠的愛國壯舉：你們聲明脫離廣州反動殘余政府，歸向人民民主陣營，接受人民政治協(xié)商會議的領(lǐng)導，聽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命令處置，此種態(tài)度符合全國人民的愿望，我們極為欣慰。希望你們團結(jié)軍政人員，維持民族團結(jié)和地方秩序，并和現(xiàn)正準備出關(guān)的人民解放軍合作，廢除舊制度，實行新制度，為建立新新疆而奮斗。（ 《毛澤東年譜》，第579頁）

▲1949年9月29日，人民日報一版刊發(fā)陶峙岳、包爾漢通電起義消息和毛主席、朱總司令復電。（圖片來源：新疆日報微信公眾）